宋才發(fā),,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法學博士,廣西民族大學法學院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族法學研究,。“中國”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根脈和基石,,歷史上不同族群的自由遷徙促成了民族交融共存的局面,,而民族多元性又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基礎,。我國是擁有獨立統(tǒng)一的國家主權和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臨時約法》和《共同綱領》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法治基礎,同時,,“中華民族”和“國家認同”入憲,,高度確認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國家認同和國家統(tǒng)一奠定了憲法基礎,,是對國家共同性紐帶的維系和強化,,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里程碑。堅持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堅持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調適,堅持執(zhí)政黨的全面領導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基本原則,。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域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研究”(批準號:19ZDA170)階段性成果,。中華民族,;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共同體意識,;共同體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各民族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主線和總綱,,中國共產黨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對黨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歷史經驗和巨大成就做出的科學總結,。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發(fā)展,,既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70多年里取得民族工作輝煌成就的制度密碼,,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處理民族問題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中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標識,,漢族與少數民族統(tǒng)稱為“中華民族”,,民族多元性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基礎,56個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素有“大一統(tǒng)”的國家治理基因,,《臨時約法》和《共同綱領》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法治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憲法》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法》保障56個民族共同實現民族大團結。
(一)《臨時約法》和《共同綱領》為中華民族奠定法治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規(guī)范標準簡稱為“中國”,,中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標識,,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漢族與少數民族統(tǒng)稱為“中華民族”,,56個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把中華民族定義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1901年梁啟超發(fā)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概念。隨后楊度,、章太炎,、孫中山等一批中國知識精英,陸續(xù)使用“中華民族”概念分析討論中國問題,。至此中華民族從自在實體,,上升為自覺意識。但是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在中國早已存在幾千年,。中國自秦漢時期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以來,,天下“大一統(tǒng)”的理念就逐漸深入人心,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錯雜居,、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親近,,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因俗而治”等古老的治國理念,,揭示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淵源和中華法文化的深厚底藴,。1912年孫中山發(fā)起并成立“中華民國”,他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宣布“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為“中華民族”在全世界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歷史條件,。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相關政治法律文獻中,就使用了“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這兩個具有特定含義的詞匯,??谷諔?zhàn)爭期間,由于“中華民族”理念成為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抗日的重要旗幟,,因而“中華民族”的使用頻率高于“中國民族”,。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團結全國各民族”的基本方針。在這一時期黨的重要文獻中,,“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兩個概念被同時使用,。又譬如,《義勇軍進行曲》最初使用的就是“中國民族”,,后來才改為“中華民族”,。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五十一條規(guī)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應實行民族的區(qū)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qū)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逐漸取代“中國民族”,,基本上沒有再使用“中國民族”這個概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中華民族”獲得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56個民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日益加深。
(二)中國是擁有獨立統(tǒng)一的國家主權和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現代公民以國家主權為核心凝聚而成的政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強調的是具有多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共同體,,而不是多民族松散的“聯(lián)合體”,,它囊括了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等具體類型。中華民族法律概念有別于西方學者和蘇聯(lián)斯大林所界定的民族定義,,超越傳統(tǒng)注重血緣關系的民族概念,,突出強調中華民族共同繁榮、共同發(fā)展的新理念,。中華民族素有天下“大一統(tǒng)”的國家治理基因,,先秦時期古老的華夏族就在中原地區(qū)繁衍生息,直到漢代通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才逐漸使?jié)h族正式成型,,從而奠定中國主體民族的根基。漢族又通過與周邊民族的進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最終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大局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是當下中國最基本的和主流的國家狀態(tài),。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被中斷歷史延續(xù)性的國家,,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qū)域,,早在距今5800年左右出現文明起源的跡象,。到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就陸續(xù)產生面向四方輻射的文化影響力,。中國領土版圖是經過歷代王朝分分合合才逐漸形成的,,共同的地域是各民族共同生存發(fā)展的根基。在夏朝統(tǒng)治者的眼里,,“蠻夷”與華夏的區(qū)分,,并非以民族成分為其劃分標準,而是以距離夏國的遠近為標準,?!叭绻麤]有中國古代前半期各個合與分的王朝的發(fā)展,就不可能產生中國后半期元和清的大一統(tǒng),。每一次更為強大的統(tǒng)一為更加破碎的分裂奠定基礎,;同樣,每一次四分五裂的版圖又逐漸被修復,,慢慢地又成就一個強大統(tǒng)一的王朝,。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循環(huán)與拓展中,成就了現在的中國疆域,?!北M管在不同的歷史朝代里,人們對“中國”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稱謂,,但是“中國”在歷朝歷代中國人的眼里,,就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和“魂”,是56個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的政治基礎,?!扒亍笔墙⒋呵飸?zhàn)國后第一個統(tǒng)一的王朝國家,但秦始皇本人卻來自邊疆地區(qū),,他是在長城和絲綢之路沿線與各諸侯國的抗爭中入主中原的,。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多元一體格局”的國家政體,,早已在秦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的改革中鑄就雛形,。“秦統(tǒng)一六國后,,以秦國文字為標準推進文字統(tǒng)一,,文書行政之制的大體確立,為大一統(tǒng)格局提供文化支撐,。一以貫之的漢字系統(tǒng),,為中華文化代代傳承創(chuàng)造了穩(wěn)定性條件,也是生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span>
(三)不同族群人口遷徙推動中華文明的融合發(fā)展
中華民族素來是一個農耕民族,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的古老文明本質上就是農耕文明,。農耕民族的最大弱點是其相對的封閉和保守,,不少農民世世代代固守“一畝三分地”,缺乏到外面世界去闖蕩開拓的勇氣,。據歷史資料記載,,近代以來中國曾發(fā)生過三次全國性人口大規(guī)模遷徙的“歷史事件”。一是“走西口”,。“西口”是指晉商,、陜商出關與內蒙古,、外蒙古貿易的地方(如在歷史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內蒙古包頭市),走西口的主力人群是晉北人,、陜北人和河北人,。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400余年北方不同族群此起彼伏的“走西口”移民活動,不僅改變了內蒙古地區(qū)原有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狀況,,從根本上改變和融合人們的飲食生活習俗,,也徹底打通了中原地區(qū)與蒙古草原的“經濟通道”和“文化通道”。這種在一國范圍內不同族群之間的自由遷徙,,帶動了北部地區(qū)的經濟繁榮和人文社會發(fā)展,,促成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融共存。二是“闖關東”,。清入關后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借口“祖宗肇跡興王之所”、保護“參山珠河之利”為由,,長期對關東實行封禁政策,,順治帝曾告誡滿洲貴族后代“末路退往關東”。1860年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俄國趁機強占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全部領土。直到東北邊疆危機空前強烈,,清廷才不得不于當年開禁放墾,。由于前往關東的路途遙遠、兇多吉少,,故時人稱其為“闖關東”,。“闖關東”就是指從清朝同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間段,,關內的老百姓去關東闖蕩謀生的歷史,。人們一般把山海關城東門,作為界定“關外”和“關內”的關口,,闖關東的人群多為山東,、直隸的關內人。由于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百姓闖入東北謀生的人口數量和規(guī)模在歷史上空前絕后,,人們不斷從通道地帶向四周邊疆區(qū)域擴散謀生。三是“下南洋”,。南洋是指東南亞不包括越南北部在內的一大片區(qū)域,,中國人到南洋從事官事、經商,、打工及遷徙活動,,歷史上稱之為“下南洋”抑或“走南洋”。自明朝末年至民國時期,南洋統(tǒng)治者為吸引華人主要是中國人,,到南洋的荒蠻之地進行開墾種植活動,,于是為拖家?guī)Э诟澳涎笾\生的中國人,免費提供土地,、臨時住屋,、人身安全保障等基本生存條件。同時,,為部分盤纏不足,、生活無著落的移民華人和難民移民,免費供給周期為一年的大米,、食鹽,、交通工具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加之在此期間中國出現過幾次大的天災人禍,,“下南洋”討生活的移民一度出現洪流,,中國人就這樣成為南洋當地開墾開發(fā)的生力軍和主力軍,在這些人群中福建人和廣東人占95%以上,。僑居南洋的華人經過艱辛努力在改變南洋經濟社會狀況的同時,,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衣食住行的狀況與家族的命運,并且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商業(yè)行為溝通海外華人對中華民族的情感認同,??傊捎谕醭g圍繞政權的鞏固頻繁發(fā)生爭斗乃至戰(zhàn)爭,,加之王朝政府對長江,、黃河治理不力,老百姓不得不為生計而逃離原來居住地抑或遷徙他鄉(xiāng),。即是說邊疆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因王朝政權之間的博弈,,在客觀上促成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融,發(fā)揮中華民族內部彼此之間交流交往交融的作用,。
(四)民族多元性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憲法》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法》保障56個民族共同實現民族大團結,。在這里56個民族是“多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體”,“多元一體”揭示中國政體的性質和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8月27日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發(fā)表“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是迄今為止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最深刻的闡釋,。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結構視角看,,“多元一體”是對各民族和族群的結構論詮釋,,這個共同體就是56個民族的“大家庭”,尊重多元,、包容差異,、鞏固一體,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的必然要求,。從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視角看,,它以國家政治認同為紐帶,講求共同體內外成員相互關切,、共贏互利,。“自1950年開始到1952年6月底止,,全國建立了各級民族自治區(qū)約130個,,各自治區(qū)內的少數民族人口約450萬”“各民族的積極性得到了發(fā)揮,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團結空前增強,,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從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視角看,它包容56個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家認同高于一切,。各民族在處理本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時,,一定要堅持國家認同優(yōu)先、國家意識優(yōu)先和祖國觀優(yōu)先,。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目標,。任何超越乃至貶低國家認同的挑釁行為,,無論來自于哪個民族抑或出于什么動機和目的,都是國家法律明令禁止的違法行為,。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決定了56個民族是一個彼此不可割舍的命運共同體,并將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融入國家建構之中,?!坝捎趪艺J同與民族認同是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因而在中國這樣一個56個民族的大家庭里,,增強各族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致力于建設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和諧關系,,是國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span>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基礎,,是對國家共同性紐帶的維系和強化,國家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契合點,,把“中華民族”和“國家認同”載入《憲法》,,有利于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地位?!稇椃ā芬?guī)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旨在突出中華民族在國家發(fā)展中的戰(zhàn)略地位和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是正確的,。
(一)中華民族成為黨和國家重要歷史文獻的核心詞匯
中華民族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民族、種族,、公民的人群分類概念,,而是一個富含現代政治法律意義的核心詞匯。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開始在黨的文獻和法律文件中使用“中華民族”這個法律概念,。如1922年通過的黨的二大《宣言》,就是正式使用“中華民族”概念的一份中央文件,,提出了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建立中華聯(lián)邦共和國”的目標任務,。1922年9月13日黨的中央機關報《向導》創(chuàng)刊,,《發(fā)刊詞》兩次使用了“中華民族”概念,旗幟鮮明地把“國內軍閥內亂”“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標定為造成中國不能和平統(tǒng)一的兩大“痼疾”,,從而抓住中國社會問題的實質?!栋l(fā)刊詞》把“中華民族”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對應,,表明國際帝國主義“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fā)展”,迫使中華民族成為“被壓迫民族”,,正是中國人民為何要爭取國家獨立的根本原因,。1921年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開展“國民革命運動”。孫中山“對外實行中華民族的獨立”的口號,,與黨的二大的“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的目標任務相契合,,成為當時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由于國民革命最主要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因而“中華民族”這個表達中國整體國家身份的核心詞匯,,在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斗爭中發(fā)揮無與倫比的作用,。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以后,打倒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席卷全國,,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斗爭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使得來之不易的國共兩黨合作局面,,由歷史的起點瞬間走到歷史的終點,,1928年便成為中國歷史一個重要的拐點,。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到1931年,,中國就再也沒有使用過“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一直到抗日戰(zhàn)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1942年,,蔣介石才再次在《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中重提“中華民族”概念,。蔣介石指出:“我們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我們的國家更是不能分割”,。他從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關系上,,闡釋對“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的理解。然而經過歷史風風雨雨,、分分合合的曲折發(fā)展歷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最終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把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牢固地確立在中國民眾和海外華僑的腦海與心靈中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場持久而壯烈的抗日戰(zhàn)爭,,經過中華民族的浴血奮戰(zhàn)終于取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優(yōu)異的答卷。現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是正確的,。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的“總綱”,明確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章》確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地位,,事實上起到強化中國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的地位,,為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這條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遵循納入《憲法》調整范圍提供理論依據和法治保障。
(二)“中華民族”“國家認同”載入基本法和《憲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民族”作為莊嚴的法律詞匯和專門的法律用語,,載入國家的基本法和《憲法》,。如2015年7月1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被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秶野踩ā贰翱倓t”第一條規(guī)定:“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是“中華民族”首次寫入國家法律,。此后,在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第一條,、《憲法(2018修正)》“序言”,、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第一條,這三部法律再次寫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以說《國家安全法》開啟了“中華民族”入法的新時代,。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歷史性地把“中華民族”載入《憲法》,。在現行《憲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和第十自然段,,分別增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體內容,明確規(guī)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不只是一個歷史的范疇,,也是一個現實的范疇。從一定的歷史意義上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核心任務,也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中心任務,。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把“中華民族”這個特殊的,、專門的法律詞匯寫入《憲法》,,表明中國人民完成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并且以體現56個民族共同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意志,、56個民族共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式載入國家根本大法,。“中華民族”載入《憲法》的重大歷史價值在于,,它事實上改變“中華民族”概念長期游離在《憲法》文本之外的立法狀況,,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宣示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稇椃ā钒选爸腥A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列規(guī)定為國家未來的發(fā)展目標,,突出中華民族在國家發(fā)展中的戰(zhàn)略地位和核心作用。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基礎
民族和國家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歷史范疇,,但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國家實體的關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在當今紛繁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里,,任何一個民族都必須依存于一個國度范圍內,并與國內其他民族發(fā)生密切的民族交往關系,,概莫例外,。從民族認同含義的視角看,民族認同是指個體對其所屬民族的基本判斷以及對該族群的認可,,民族認同有助于推動群體成員之間的團結,,形成這一民族成員的同質化發(fā)展,進一步夯實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國家認同功能的視角看,,國家認同是個人對國家的一種情感,即個體對其所屬國家的歸屬感,,國家認同程度對國民的凝聚力,、國家軟實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政治認同本質特征的視角看,,公民個人的政治認同說到底就是人們對所屬政治系統(tǒng)情感上的一種依附。祖國意識表現為與不同民族共同抗擊外敵的侵犯,,盡管公民個人的民族成分不同,,但是他們所具有的祖國意識卻是相同的。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愈來愈凸顯政治認同特征,。國民對祖國和國家認同的程度,不僅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命力所在,,而且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合法性,、國家的繁榮和社會的穩(wěn)定。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從無國家到有國家的過程,,可進一步劃分成兩種情況:‘原生國家’的形成過程和‘次生國家’的形成過程;二是從傳統(tǒng)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演變過程,,如主權國家的建立,、民族國家的形成等;三是從‘失敗國家’向‘有效國家’的轉變過程”,,個人傾向于第二種觀點,,即從傳統(tǒng)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演變過程。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就曾說過:“中國這一名稱,,早在西周初年,,已經用以稱呼華夏族所居住的地區(qū)?!币蚨鴮硟雀髅褡鍋碚f,,“中國”即“祖國”,,它是與不同時期所建立的朝代相區(qū)別的國家稱號。即使在古代王朝政治體系下,,作為國家稱號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具有連續(xù)性指向的政治實體?!耙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原則,,完全不適合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和國情實際。盡管每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認同,,但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身份,、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回避不了國家認同問題,,國家必須具有整合社會資源的制度安排和文化政策,,唯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才是建設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礎。即是說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建設與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和同構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著力點和核心,,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認同問題。
(四)“國家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契合點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56個民族及其成員,,對其共同文化,、共同政治生活、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集體意識的總和,,是56個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共同形成的集體記憶和歷史經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是加強對命運共同體的強化,,讓國民意識到這個共同體不僅是利益共享的共同體,而且是責任共擔的共同體,。在這里認同就是內化的理念和信仰,,是國家、社會和民族的凝合劑,,也是公民社會相互信任的法治基礎,。一旦“缺少認同,家庭會瓦解,,國家將會分崩離析”,。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須臾離不開對中國歷史,、民族關系史的解讀,,因為歷史具有保留“集體記憶”的特殊功能,“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鄙贁得褡宓臍v史是整個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維系著一個國家抑或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懂得抑或不了解少數民族的歷史,,就難于了解和解讀完整的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文明史。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根脈相通,、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并不會完全重疊,而是處于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之中,。中國的國情實際為中華民族認同提供了共同的時空場景和切合點,,也為中國特色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中,,有效推進和實現56個民族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化國家建設”和“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并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概念,。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是56個民族血脈相連的運命共同體,不是從“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簡單的詞匯變換,,不是56個民族的簡單拼湊和人為集合,,而是為新時代進行民族大團結建設提供一種嶄新的視角,也為全面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明方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意義在于增強56個民族的國家認同感。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設一個具有頑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著力加強以國家認同感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失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五)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對國家共同性紐帶的維系和強化
當下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是如何促使56個民族在建構各自民族群體認同的基礎上,加強對國家共同性的認同,。無論是民族認同抑或是國家認同,,這種抽象概念所涉及的現實性問題,說到底是少數民族的利益表達機會不充分,。如某些“突發(fā)事件”和“矛盾沖突”,,往往不是由于相異的認同歸屬,更多的來源于彼此對話與溝通的缺乏,。古代的國家認同完全仰賴于人們的文化認同,,近代的國家認同主要依靠民族認同,現當代的國家認同則越來越倚重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屬于憲法學領域的法治問題,,是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和穩(wěn)定性的基礎,,能夠為國家這個共同體自身的統(tǒng)一性、獨特性和延續(xù)性維系提供法治保障,。從“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的嬗變,,凸顯了共同性作為中華民族基本屬性的重要性,這個共同性既包括利益的共同性,,也包括精神的共同性,,利益的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維系的基石。從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的視角看,,“文化認同是指個體或者群體對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號,、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進行系統(tǒng)的確認。中華文化是國家和民族血脈與靈魂的凝結,,中華文化認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國家向心力的動力之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鞏固的粘合劑,也是整合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關系的中介形態(tài)”,。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和功能作用,,說到底就是通過文化認同對共同性紐帶的維系和強化,為中華民族成員打造一個共有的精神家園,,提供一個“家”一樣的歸屬感,。共有精神家園主要由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共同構成,是中華文化認同所產生的精神歸屬,,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所形成的特有的傳統(tǒng),、習慣、風俗,、精神,、心理、情感等非物質內容”,。其中,,“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對共同記憶的挖掘有益于強化公民的國家認同感,,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團結,。國家認同對于國家主權完整和社會和諧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具體表現為一旦本國與外國發(fā)生戰(zhàn)爭,,公民能夠自愿地捍衛(wèi)國家主權,、保家衛(wèi)國;在非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和平建設時期,,公民能夠自覺地承擔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任務,,因而“國家認同具有領土性、主權性,、政治性,、階級性、合法性和波動性特征”,。中華文化是共同體成員經過千百年的交往交流過程,,彼此間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吸收,,逐漸形成的融合各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的結晶。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意義在于增強56個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共同建設一個具有頑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需要處理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而且需要做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資源整合工作,,始終堅持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則,堅持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堅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調適,,堅持執(zhí)政黨的全面領導。
(一)共同體建設必須堅持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國家認同屬于思想意識范疇,,它是維系國家內部各民族團結奮斗的重要因素,,國家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在其中發(fā)揮著無與倫比的功能作用,。受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諸方面影響,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形成,,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歷史過程。僅就國家認同而言,,國家認同一旦形成就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是多民族國家實現和諧穩(wěn)定良好局面、經濟社會實現又好又快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當然國家認同也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黨的民族工作者需要及時根據變化的情況,凝心盡力地做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協(xié)調整合工作,。從歷史發(fā)展的視角看,,民族認同包括族類認同和社會認同,是族群體對該民族經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認可,,由此引起族群成員的歸屬感,、忠誠和奉獻精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著事實上的遞進關系,,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對于具體國家來說,,國民依托民族文化,、歷史、傳統(tǒng)和習俗來確定其民族歸屬,,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建設起認同心理,。這是一個民族抑或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顯著標志,。就中國而言,,各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各民族成員“民族身份認同”的依據,各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基,,整個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堅實基礎,,滋潤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源源不斷的養(yǎng)料。如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創(chuàng)立的中華法系,,從唐代開始逐漸成熟并基本定型,。無論世界推崇“兩大法系”“三大法系”,還是推崇“五大法系”(即歐洲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中華法系始終穩(wěn)居其中,,中華民族歷來是先進制度的開創(chuàng)者和引領者”。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里,,國家成為各民族和民族成員生存發(fā)展唯一可信賴的依靠,,是他們權利和利益得以實現的根本保障,同時,,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整合與協(xié)調,,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發(fā)展的需要。各民族群體理應全方位堅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和精神理念,,自覺地尊重民族記憶,、歷史認同,全面繼承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著力培育與時俱進的新時代精神,。新時代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需要處理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而且需要做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資源整合工作,,這是多民族國家政治穩(wěn)定和國家統(tǒng)一的必然要求,,必須始終堅持“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則。
(二)共同體建設必須堅持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
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憲法》對少數民族人民享有的自治合法權利的肯定,,讓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依法自行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為少數民族和各族人民提供了參政議政的渠道,。《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的核心價值,,在于積極回應少數民族群體對合法權利的關切以及正當利益的訴求,,指引民族地區(qū)法治建設實踐?!胺煞沼诿褡鍏^(qū)域自治實踐的基本要義,,集中體現在運用法治手段上,……法治思維的基本功能,,體現在打破傳統(tǒng)的,、既定的、僵化的思維模式,,擅于運用法治思維來思考民族自治地方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推動發(fā)展,。”截止2020年底,,國務院核定的14個集中連片的區(qū)域貧困問題解決后,,黨和政府民族工作的落腳點仍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讓人民群眾生活得更殷實,、更美好,。改革越向社會縱深推進,發(fā)展中的問題和發(fā)展起來后的問題越麻煩,,要解決的利益關系問題比以往也會更敏感復雜,,要攻克的體制機制痼疾也比以往更加頑固。所有這些繁重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都是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認真對待的,。促進國家認同,、提升民族凝聚力,不僅需要建設符合各民族根本利益的經濟社會基礎,,更需要各民族成員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最終形成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國家認同意識?!胺ㄖ紊鐣慕ㄔO和法治精神的弘揚有利于培養(yǎng)各族人民權利,、義務的自覺意識,確立各族人民對國家法律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認同,,有利于各民族成員形成具有強烈國家認同感的良好的公民意識,。”
(三)共同體建設必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調適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在本質上是相通相適的,,與當代國際法所倡導的全人類利益,、全球治理的要求是相吻合的。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世界好,亞洲才能好,;亞洲好,,世界才能好?!敝袊岢鼋ㄔO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是立足于當今世界新特征、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回答怎樣解決這個全球性的難題,,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必然選擇。國家共同體認同抑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其初衷和最終目的都是福澤人民,,國家共同體認同聚焦中國人民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則造福于全人類,。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離不開國家共同體認同,由國家共同體認同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集中體現國家共同體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可調適性,。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既要考慮謀求中國的發(fā)展,又要考慮為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發(fā)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從另一個方面看,超越國家認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并不存在削弱國家共同體建設的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反過來能夠促進和推動國家共同體建設,。從一定意義上說,致力于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認同的思想根基,,大力發(fā)展生產力,、發(fā)展國民經濟是國家認同的物質基礎,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高人民群眾的科技文化素質是國家認同的精神支柱,,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國家認同的法治保障,。
(四)共同體建設必須堅持執(zhí)政黨的全面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9600多萬名黨員的大黨,,具有強大的組織力、動員力和戰(zhàn)斗力,,能夠集中一切力量辦大事,、提高效率辦成事。黨的全面領導之所以構成中國近代主權國家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政黨制度的基本核心,,同時也是中國主權國家運行的制度核心,就因為它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yè)和社會穩(wěn)健發(fā)展提供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是作為政治制度存在的,它既是制度化,、法治化的執(zhí)政黨,,也是政黨的國家制度化和法治化。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工作70多年來,,創(chuàng)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兩大人間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具有顯著優(yōu)勢和制度活力,,是成功實現中國之治的奧秘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始終把讓各族人民過上好日子作為治國理政的根本任務和落腳點,,2020年完成全國貧困縣全部摘帽,、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艱巨任務,正在率領各族人民朝著全面小康社會邁進,。民族自治地方各級領導必須帶頭學法,、用法、尊法和守法,,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為一己之利,以言代法、以身試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和徇私枉法。只有牢固地樹立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識,,各級領導能夠自覺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依法辦事,,人民群眾能夠崇尚法治、依法維權,,民族地區(qū)民族團結和民族關系才能堅如磐石,。民族地區(qū)各級黨政機關的公務員,只有從本質上遏制對權力的任性,,嚴守法治底線思維,、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才能從根本上形成為老百姓想問題,、辦實事的思想自覺和行為習慣,。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并強調:“要牢牢把握我國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精準聚焦民生的突出問題和民生短板,從人民群眾身邊的事改起做起,,讓人民群眾真切地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新變化,。隨著貧瘠的民族地區(qū)與東中部地區(qū)發(fā)展差距不斷縮小,邊疆地區(qū)少數民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指數正在不斷攀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空前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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