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的演進，有時像一個怪異的頑童，說不定一個什么偶然的契機，便會使他對已然逝去的往事突然追思和興奮起來。接受全新社會變革的中國人，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物質生活的豐富化，使他們逐漸擺脫了蒼白與窘迫。
上世紀90年代的一天，讀者突然在書攤兒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書:白色的封面上印著一張毛澤東與女兒李訥在一起的黑白照片，粗重的圓頭字標出書名——《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較之那些嘩眾取寵的書刊，這本書無論在裝幀和印制上都很難產生書籍出版者所期待的那種“60秒效應”。然而，當人們信手拿過這本書，便再難以把它合上：一個血肉豐滿、像普通人一樣有著七情六欲的，一個也會哭也會笑、也愛開玩笑、也愛吃紅燒肉的，一個過去被罩上了一身靈光、圣潔得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終于從人造的祭壇上走下來，慈祥如父兄，親誠像摯友。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風靡圖書市場，一時洛陽紙貴。現(xiàn)在，幾乎誰也說不清它的印數(shù)到底是多少了。因為除了出版社正常的印制外，唯利是圖的書商們大量偷印盜印，如果從這本書的影響所及分析，印數(shù)在200萬冊以上當屬于比較保守的估計。
讀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書的封面上一個頗具特色的名字——權延赤。
名字是一種符號。但父母在為子女起名時，又總是寄托了某種情思或是反映了一種特定的時代環(huán)境。“延赤”這兩個字的組合，便是他父母革命生涯的寫照：孕于延安，生于赤峰，長于赤峰和呼市，一條典型的塞外漢子。生他時，早年即參加革命的父親已是二十軍分區(qū)的政委，而13歲便參加革命活動的母親則擔任著區(qū)婦聯(lián)主任職務。權延赤記事時，父親已經在某省出任省委秘書長，不久又擔任了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委員會書記處書記。應該說，他幼時的生活條件是相當優(yōu)越的。
冷酷也許常常是溫情的守護神。
12歲的權延赤還理解不了這個道理。有一天他默默地走進父親的辦公室，接受了父親的又一個近乎“殘酷”的決定——從即日起，到學校食堂入伙。復雜而深沉的全部理由，父親只用一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話便概括了：“你該吃學校的食堂了。”
好容易盼到學校放暑假，權延赤以為可以在家改善一下生活了。不想，父親又把他叫進辦公室，說：“我在你這個年齡，已經離家出走了，你母親也是13歲便參加了革命。你這么大了，還沒經過什么風雨，也不懂得生活的艱辛，你到農村去吧!”
從此，幾乎所有的假期，權延赤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在農村，他最愿意干的活就是拔麥子和掰老玉米。拔麥子盡管極苦，但是拔一把可以吃一口；掰老玉米就更有誘惑力了，餓了，啃一只嫩玉米棒子，又香又甜，真是美極了。有時候，他甚至連玉米芯也嚼巴嚼巴吞進肚里。
有一年暑假，權延赤所在的農村斷鹽。七天不嘗咸滋味，直饞得他一口一口去喝老鄉(xiāng)家腌菜的湯。鹽有了，權延赤挖來一大盆野菜，把鹽壓碎，細細撒在上面，吃個精光。鹽擱多了，吃完了便喝水。于是，他又一缸子一缸子地灌了一肚子涼水。夜里，便上吐下瀉，渾身浮腫，眼睛只剩下細細的一道縫。權延赤好容易睜開眼，見父親正站在床頭，默默地望著他。老與少，兩段物化的歷史；兩個人，延續(xù)著同一條生命。
“今天，我特別感激我的父母。現(xiàn)在，我可以適應最艱苦的生活，就是得益于他們當初的愛。愛有兩種，一種是溺愛，一種是慈愛。所幸，我得到的是后一種愛。不然，今天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紈绔子弟!”“有人之所以狂妄自大，就是因為他父親從小對他嬌生慣養(yǎng)，肆意放縱所致。這樣的人走上社會，十個有五對要摔跟頭!”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誠如斯言哉！
權延赤大學畢業(yè)后，應征入伍，滿以為自己是一匹駿馬，可以有一塊縱轡馳騁的草原；自己是一只雄鷹，可以有一方展翅翱翔的藍天。不想，“文革”風暴中，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的父親被打倒在地，從此，權延赤在政治上被劃歸了另冊，那一塊草原、那一方藍天便似乎渺茫了。
他成了“勤雜工”：接兵、送兵、買器材、下農田、帶宣傳隊，就是始終不能接觸業(yè)務。搞數(shù)理化比不得揮文弄墨，長期荒廢再想撿起來就難了。權延赤心急如焚，又無可奈何，只好借酒澆愁，吟詩解悶。剛烈一條好漢，禁不住淚如雨下，大放悲聲。
冥冥中似乎聽到有人在沖著他的耳朵喊：“權延赤，我告訴你!酒精只燒數(shù)學腦袋，不燒文學腦袋，你寫東西吧!”這聲音，在權延赤的耳畔一直回響了一夜。
可是，“文革”浩劫，找本書學習又談何容易?費了好大勁，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本馬烽的小說集：《我的第一個上級》。這本書沒頭沒尾，中間也有一些被撕去派了別的用場，只有《韓梅梅》一篇是完整的。權延赤以異常虔誠的心境重新讀了幾十遍。琢磨它的謀篇布局、起承轉合、語言特色和思想的發(fā)展脈絡，一句一句地摳，一字一字地想。讀第一遍時，似乎讀懂了，可是讀到第七八遍又糊涂了，讀到二三十遍時突然茅塞頓開，覺得一下子豁然開朗起來。他長嘆一口氣，把書一扔，道：“我也能寫!”
他利用病假的時間，關上門，鋪開稿紙，寫下了小說的題目：《新來的女大學生》。寫了撕，撕了寫，整整兩個月，頭發(fā)不剃，胡子不刮，餓了，煮一把掛面，渴了，喝一碗涼開水。直寫得昏天暗地，臉如青灰。小說寫好后，他仿佛大病一場，一臉絡腮胡子長得老長，遠遠望去，猶如刺猬一般。
部隊在山西，于是他就想當然地在信封上寫上了：太原《山西文學》幾個字。稿子寄出后，權延赤坐立不安，茶飯不思，像是待決的囚犯在等待法官的宣判。
五天后，在內蒙古出差的權延赤接到了通知他去山西《汾水》編輯部的電話。
放下電話，權延赤找出一瓶汾酒，就著半個干饅頭，美美地喝了一頓。隨后，星夜南下。沒買到臥鋪，他一天一夜沒睡覺，到了太原仍然精神煥發(fā)，只覺得天也高了，地也闊了，連街市上的一張張陌生面孔，看上去也叫人想樂出聲來。
從此，權延赤開始了他那輝煌而又艱辛的文學之旅……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是權延赤的成名之作。這樣一部十幾萬字的小冊子所產生的影響，絕非筆者能夠闡述清楚的。也許，估量它的價值，將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這里我要告訴讀者的是，它最早的成因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機遇。
1986年，在北行的列車上，躲出北京去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多欲之年》的權延赤正好與一位空政文工團的演員同行。
機遇，如稍縱即逝的火星，你得到它了，便可以點燃事業(yè)的熊熊烈火；沒有得到它，火星逝去，你的生活會仍如往常一樣平淡。
或許是這位演員曾拜讀過權延赤的作品，或許是他的真誠和豁達容易消除心與心之間的隔膜。她講述了自己的見聞、自己的經歷，講她當年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跳舞的故事。良好的悟性和作家的敏感使他意識到，這里有豐富的寶藏，值得下大力氣去掘一口深井。
就是在這個時候，一個思想在他的頭腦中逐漸清晰了，一個心愿也悄然埋入心底。作為投石問路，權延赤回到北京后寫了一篇8000字的紀實文學，后來文章以《珍藏在心底的回憶》為題在《追求》1987年第3期發(fā)表后，反應強烈，隨即被《讀者文摘》等十余家報刊競相轉載。
這以后不久，被人為供上神壇的毛澤東的形象就通過李銀橋等貼身衛(wèi)士們的娓娓講述和權延赤手中的筆，走回了生他養(yǎng)他，和他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億萬人民之中……
